学习黄克诚坚持真理的无私无畏精神
谢振华
黄克诚同志是我特别尊敬的领导人之一。我到主力红军之初就是由黄克诚同志带人红三军团的大门。以后我又在黄克诚同志麾下的新四军第三师部队战斗和工作5年，与日、伪、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抗战胜利。在黄克诚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回忆起他沉着稳重、虚怀若谷的大将风度，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人格魅力，无私无畏、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到黄克诚同志是在70年前的1932年夏秋之际。
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打败了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党在苏区号召扩红。于是，各县、区、乡的暴动队员、游击队员纷纷加入主力红军。我的家乡赣南上犹、崇义一带驻着红三军团部队。
当时我是少共崇义县委少先队队长。县长决定，要我带着100多名少先队员去参加主力红军。当我持介绍信到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报到时，见到了部长黄克诚同志。三十而立的黄克诚同志，中等偏瘦身材，面容清瘤，戴着一副度数较高的近视眼镜，给人一种敦厚持重、和蔼可亲的印象。
“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是红军的新鲜血液，是红军的新生力量。”黄克诚同志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
黄克诚同志的平易近人一下子消除了我心中的拘谨。
稍事休息后，黄克诚同志安排组织干事对少先队员进行分配。
少先队员们被补充到红七军各部队。黄克诚同志安排我到红三军团政工干部训练队学习。
训练队主要是培训营连政工干部。半年多时间里，我学到了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原则、方法和任务，知道了红军政工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条件，清楚了红军在苏区的具体任务和长远目标。同我一起参加训练学习的还有苏振华、甘渭汉等同志。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红三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工作，担任青年干事兼青年训练队队长。部长是刘志坚同志。
1933年夏，组织上又让我到瑞金中央党校红军政治班学习，后转入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深造。一年后，毕业分配到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担任团政委。这时，黄克诚同志在红三军团第四师任政委。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这时，我正在抗大第一期学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决定红军部队开赴前线对日作战，抗大的一、二期学员也提前毕业，充实到前线部队。为了促使国民党抗日，我党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并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任主任(实为政治委员)。
抗大学员奔赴四面八方。我从延安出发，经过3天时间赶到了位于陕西省径阳县云阳镇的八路军总部。我持着介绍信到政治部组织部报到。这时的组织部长正是黄克诚同志。见到老首长，我感到格外亲切。黄克诚同志也向我问寒问暖。我把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情况简要地向黄克诚同志作了汇报。他表示满意，并说了勉励的话。尔后，他宣布了我的工作去向。组织上决定派我到山西做统一战线工作。
这一次，跟黄克诚同志匆匆相见，又匆匆离别，我便奔赴山西太原。接着，担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这个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是山西军阀阎锡山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倡仪，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及晋北战地成立的联合抗日组织。其任务是实施战争全面动员和组织游击战争。
委员会由阎锡山方面和共产党、八路军方面以及晋察绥三省政府、战地各军、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下设组织部、宣传部、人民武装部、动员分配部、铲除汉奸部等。
在战动总会工作了4个月左右时间，我于1937年底奉命带着扩招的千余名新兵回到八路军总部，并担任总部特务团政委。
1940年7月上旬，我由八路军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队长，奉命和田守尧同志一起率一支100多名干部组成的干部队伍从延安向华中解放区进发，准备到敌后去建立抗日根据地。临行前，毛主席还亲自找我们谈话，要求我们进行对敌斗争时要注意策略，既要防止“左”的倾向，又要防止右的倾向。对顽固派要开展坚决的斗争，但在策略上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对中间势力要积极争取，以孤立顽固势力，扩大抗日力量，坚决打击日寇汉奸卖国贼。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爱国力量，共同坚持抗战。
配资专属服务平台带着毛主席的嘱托，我们辗转来到位于豫皖苏解放区的皖北涡阳县新兴集。这里是新四军第六支队驻地，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彭雪枫同志。在新兴集，我正巧又见到了黄克诚同志。他是6月下旬率八路军第二纵队南下与彭雪枫部会合的。
与彭雪枫和黄克诚这两位当年红三军团的老首长见面叙旧，我心里特别高兴。同时，我得知第六支队与第二纵队已奉中央之命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很快，中央军委又有了新的战略决策，决心要控制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的广大地区，迅速开辟苏北根据地，防止蒋桂联合攻击我军，为开创华中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
于是，决定由黄克诚率第四纵队一部，于7月底从豫皖苏出发，越过津浦路，向皖东北挺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作准备。
这时，我也奉命准备率敌训队的部分干部由豫皖苏转赴山东解放区。但黄克诚同志感到开辟新区很需要我们这些经过特别训练的干部进行对敌斗争。于是，就找到我说:“你不要去山东了，跟我去苏北吧。”
我表示愿意随老首长一起去开辟新区，但应向中央组织部请示报告。
黄克诚同志高兴地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办好的。”
他随即发电报给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请求将我所带的百余名干部留在他的部队工作。中组部很快批准了这一请示。于是，我便在黄克诚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
我们随黄克诚同志于1940年8月上旬到达皖东北。这时已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在皖东北地区，如张爱萍的新四军六支队第四总队、彭明治的苏鲁豫支队、韦国清的陇海南进支队、江华的苏皖纵队等。为了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中央确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的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共2万余人，并任命黄克诚同志为司令员兼政委。
我被任命为第五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当时，因为没有干部部，是由组织部管干部工作。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统一整编具体搞起来的确很繁重。我的工作很紧张，压力也不小。但在黄克诚司令员兼政委的悉心指导下，我与组织部的同志们一起，克服困难，群策群力，较好较快地完成了整编工作中的干部调整。
随即，黄克诚同志遵照中央关于“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的工作。经过通盘考虑，决定第一支队挺进苏北淮海、盐阜地区;第二支队进入苏北宿迁、沐阳临近陇海铁路以南地区(这时，田守尧同志调任二支队司令员);第三支队留下继续坚持皖东北地区;纵队部率第六八七团到淮海地区。
苏北大部地区被日军侵占，汉奸则逐步扩大伪化区，其余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据此，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主力决定在黄桥地区教训一下韩德勤，同时，急电黄克诚率部驰援。
10月初，黄克诚同志率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韩德勤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部队的作战。至10月8日，我军在黄桥决战中取得完全胜利，韩德勤顽军余部则败退至曹甸、兴化、车桥一带。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在白驹镇狮子口会师。
黄桥战役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这时，黄克诚同志率第五纵队机关直属部队进人阜宁、东沟、益林。部队稳定下来以后，黄克诚同志就考虑到发展的问题。有一天，他找我谈话说:“你在红军时期就作过地方工作，且有些经验，我打算让你带纵队教导队去阜宁建立根据地，组建地方武装，你考虑一下。”
我回答说:“我愿意到第一线的地方去。”
很快，我就带着200多人来到阜宁。初来到时，我们并没有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他们且有些抵触情绪。他们误认为八路军是国民党军的一部分。我就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放手发动群众，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我认真执行黄克诚司令员兼政委的指示，打击日伪军，剿灭土匪，安抚民众，提高我军的声望。不久，我就扩大新兵千余人。纵队决定组成阜宁县大队，任命我为大队长兼政委。
1941年初，国民党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我党针锋相对，随即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辖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同志任师长兼政委，同时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日寇对我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部队的发展感到极其惊恐和仇视，于是出动大量兵力对我苏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新四军首脑机关及新四军主力。我军则灵活机动，避敌锋芒，使日寇到处扑空。黄克诚同志率三师部队利用河网港汉复杂地形对“扫荡”的日寇进行多次阻击和侧击，牵制了敌人的行动。日寇见新四军首脑机关找寻不到，便气急败坏地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扫荡”。黄克诚同志奉命立即率三师主力尾敌全面反击，策应苏中，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取得初步胜利。
1941年夏末，三师首长决定以阜宁县大队为主，以原二十四团团部和5个连为基础组建新的二十四团，由我任团长，后又兼政委。
1942年冬，日寇小林师团在几万伪军配合下，从北面的陇海路上压下来，由淮海区到盐阜区，又由盐阜区到苏北各地，对我根据地进行了分进合击式的大“扫荡”。
面对敌人疯狂的“扫荡”，黄克诚同志毫不畏惧，他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把反‘扫荡’斗争坚持到底，同时，要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在避敌锋芒之后，可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敌人合围时，我们应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跳出包围圈，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人分进时，我们可以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力求歼其一部，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
由于我们的战术得当，加上黄克诚同志的正确指挥，反“扫荡”战斗持续到1943年3月份，我师在局部反击不断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反击敌人。3月底，我收到师部的指示电称:日寇住东坎的大队派山本中队和一个伪军大队偷袭八滩，师令二十四团担任主攻，由二十二团担任侧翼和掩护，要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接令后，我立即开会研究和进行战斗准备。
八滩是盐阜区的一个重镇，为滨海县机关所在地，处于古黄河的人海口，地形险要。加之这里盛产鱼虾，又是海盐集散地，所以比较富裕。日寇占领八滩的企图，是既要在我根据地设下一个钉子，又要掠夺这里的资源。
我们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经过一番酝酿、推敲，我们考虑到二十二团离我团较远，恐怕不能及时支援，于是团里决定由我率团主力消灭八滩之敌，副团长陈玉才率一部兵力阻击由东坎方向之援敌。针对鬼子武器装备精良，又有冥顽不化的“武士道”精神，我们还准备了若久攻不下，就采用火攻的战法，让鬼子和伪军插翅难飞。
元股证券:ygzq.hk当日下午，经过黄克诚同志批准的战斗命令到达我团。命令中说:“你部乘敌立足未稳，先下手为强，今晚即对敌发起突然攻击，务于明晨全歼之。为保证战斗的突然性，现改派师特务营的两个连前来支援你们。”
黄克诚同志仔细周全的决策解除了我原来感到兵力不足的后顾之优。
经过一夜激战，我率二十四团全歼了这股敌人，并受到黄克诚师长的表扬。
我军在1943年的作战中，给日伪军以巨大打击，使敌分割、蚕食、封锁我根据地的阴谋遭到失败。他们不得不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还抽走部分兵力，以应付其他战场的失利。到了1944年，战争主动权就开始转到我军手中。于是，黄克诚同志在新四军统一部署下，率三师部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盐城和阜宁地区沿海地带进行了一系列的局部反攻战斗。如高沟杨口歼灭战、滨海地区系列攻势等，将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并将我边沿地区推向陇海路，使陇海路百余里地段处于我军的威协之下。
形势发展到1945年，日寇想独霸中国的梦想已经开始破灭。
他们被坚强的中国抗日武装力量打得顾此失彼，狼狈不堪，不得不全线龟缩。同时，在太平洋战场，他们又受到美军的猛烈攻击，开始节节败退。
我党及时做出了“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正确决策。新四军各部队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继续开展攻势作战，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迎接战略大反攻的到来。
这期间，黄克诚同志率三师部队先后进行了阜宁和两淮这两个较大的战役。黄克诚同志将阜宁战役分为肃清外围和攻城两个阶段来进行。我带二十四团率先打第一仗，清除了城北的七灶和掌庄两个据点之敌，为第二阶段攻城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历时3天，我军共歼伪副师长共4000余人，攻克阜宁县城及周围20余处据点。这是苏北我军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座县城，同时锻炼和提高了三师部队攻坚作战的能力。
两淮即淮阴和淮安，这两座城既是历史名城，又是苏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水陆交通枢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曾迁移到淮阴。日寇侵占后，又成为其屯兵要地，形成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各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为了拔掉这颗钉子，黄克诚同志决定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此役历时半个月，全歼两淮守敌伪师长潘干臣、伪旅长吴漱泉以下 1.5万余人，缴获一大批枪炮、弹药、车辆、马匹、装备等军用物资。
当时，中共华中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描述黄克诚同志所带部队:“三师的战斗力较强，部队充实……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优良作风和制度，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推动执行。”
阜宁战役胜利后，黄克诚同志让我到新四军军部高级班学习深造。日寇投降后，学员们提前毕业，我旋即回到师部，被任命为淮海军分区副政委。
9月，中央军委命令由黄克诚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余人开赴东北。我则被黄克诚同志留在苏北继续坚持斗争。临行前，黄克诚同志对我说:“主力一走，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既要发展壮大根据地，还要反蒋侵蚀，压力不小，但我相信你们能干好!”
黄克诚同志率三师主力出发赴东北时，我又被任命为淮海军分区政委，司令员开始是吴信泉同志，后由覃健同志接任。我们继续发扬新四军三师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按照黄克诚同志提出的要求，把苏北战场的对敌斗争进行得有声有色，战果累累。
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同志奉命留守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会议开到一半，中央决定让黄克诚同志上庐山参加会议，开始，他没有明白中央让他到会的目的是批判彭德怀同志，只是带着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准备汇报。同时，也得知彭德怀同志给毛主席写了“意见书”，可能要受批评。但他觉得自己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的一些看法应该借这个机会向党中央作些反映。
上庐山后，黄克诚同志通过参加小组会和会后与同志们交谈，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觉得彭德怀同志的信，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只是个别言辞偏于激烈了。于是，在会上发言时不仅没有批判而且还支持了彭德怀同志的一些对大跃进等实际问题的看法，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没想到，会议行将结束时，毛主席忽然来了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变成了“反右”。会上，毛主席还专门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等4人谈话。谈话中，黄克诚同志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没有说违心的话。
后来，众所周知，黄克诚同志被打成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第二号人物，撤销了军内外的一切职务。
黄克诚同志就是这样，为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宁可担当政治风险，也不随声附和错误的意见，决不为个人的名利得失，而放弃原则，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山西省当挂名副省长的黄克诚同志又被靠边站。接着，遭批斗、关押、再受审查。审讯者让他揭发刘少奇、彭真、杨尚昆等同志的问题，他没有为了解脱自己而落井下石，而是实实在在地说真心话，不作违心之言。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开始流传反对毛主席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这时，已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同志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党的利益出发，坚决维护毛泽东思想。按说，黄克诚同志在全国解放后算挨整时间最早，受冤屈最多，受处分最重的人之一，怎么还这样忠于毛泽东思想?但是，黄克诚同志正是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把党的事业和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许多场合说，毛主席在“反右”、“大跃进”问题上，在“文革”中均有错误，但他的功劳是第一位的，他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是崇高的，决不能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他后来又发表了一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纪念文章，对于统一全党思想，统一全党认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为黄克诚同志的老部下，我也在自己的工作中受到黄克诚同志的优良品质和作风的熏陶和影响。“文革”期间，我在山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同时还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我没有看风使舵，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敢于坚持真理。如重新使用一批被打倒的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平反冤假错案、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等，对其他省因受运动冲击而被下放到山西的有关领导干部给予适当保护，对受牵连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庭子女给予照顾。当时，原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同志被下放到太原某厂监督劳动，吃住在车间。我知道后，把梁兴初同志安排在省军区招待所吃住，不让随便揪斗他。黄克诚同志的一个女儿在雁北插队，适逢大学招生。当地有关部门在政审上卡住她，虽然成绩很好，只因是黄克诚的女儿而不准其入学。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批示给省教育厅负责人:“黄克诚的问题不应株连到他的子女，应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政策办。”这样，黄克诚同志的女儿才被山西大学录取。当时，许多领导同志被打倒，他们的子女成了“黑帮息子”，没人管。我就把他们接到家里。
有时人多了，十几个孩子住不下，就让他们在客厅里打地铺。然后根据指标把他们分批送到部队当兵锻炼。这时，有人担心我是开后门，恐怕产生不良后果。我说，这是让他们走前门，只要符合条件，让他们到部队大学校锻炼是件好事。
“文革”后期，我因《三上桃峰》冤案被撤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赋闲在中组部招待所居住。这里还住着一批被打倒的将军和书记、省长。我家前院是黄克诚、谭政两位大将。后院是东北局宋任穷、周桓、欧阳钦三位书记，东头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还有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广东省副省长曾生等。因为大家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非常不满，所以早晚在院子里散步时经常发表议论，说出心中的不快。我还经常到黄克诚同志那里下围棋，借机谈一些对时局的看法。不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在“四人帮”一伙及陈永贵迫害我的时候，我仍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不为他们的淫威、利诱所动。四人帮穿着军装炮轰谢振华，张春桥叫嚷《三上桃峰》流毒全国，王洪文逼迫我交待出总后台，其目的想指周恩来总理是后台。我当即顶了他一句:“我没有什么后台。”四人帮诬蔑我是山西的“土皇帝”，并叫嚣，如不“认错”，一句话就要让我成光杆司令。对此，我据理力争，即使被撤职罢官，也没有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也是黄克诚同志坚持真理无私无畏精神对我的直接影响。
黄克诚同志戎马一生，功勋卓著。他那种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顾全大局的高度负责精神，实事求是、宁折不弯的政治本色，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关心部属的优良作风，洞察全局、睿智远谋的精湛指挥艺术，无私无畏、坚持真理、一身正气的道德风范，必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我们永远怀念黄克诚同志!
2002年1月6日于北京突破买入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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